撰文 | 王维汉
“成功 = 天赋 + 勤奋 + 机遇” 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公式。让我们通过两位大学生的真实故事，探讨一下这个公式背后更本质的问题。
01
雨梅与昭阳
洛雨梅[1]出生在山东省的农村地区。她的成长历程曲折。
早在幼年时，父亲因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受伤，导致腿部残疾。从此全家一共六口的生计主要由母亲一个人靠种地承担。2015年时，雨梅唯一的哥哥在上学期间也患上了慢性疾病，至今仍需要进行化疗。为了照顾哥哥，原本在外地打工的姐姐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到家乡。雨梅的家庭一下子从勉强维持变成了背负数十万元债务的境地。
然而，也许艰难造就了雨梅的开朗与乐观。她热爱读书、思想成熟、对事物有深刻见解，也很关注社会，她的言谈之中充满了智慧和诙谐。她经常默默地帮助身边的人，也会因为担心路上的玻璃渣伤人而捡起来。
雨梅身边的人经常被她的善良和爱心所感染。她渴望成为一名医德高尚的医生，救助穷人治病。尽管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但由于高考失利，她未能进入医学院。在深思熟虑之后，雨梅最终决定去西部某一师范大学读本科，准备未来投入教育事业，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感召下一代。
方昭阳是另一位主角。他出生在北京，家境优越，从小受到家人的呵护与支持，也多次随父母旅游。像很多其他城市孩子一样，他从小就参与各种文艺和学科活动。昭阳不仅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而且性格坚毅，学习非常努力。早在小学时，昭阳便在国际少年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得银奖。他后来被保送至北京一所重点高中，并在那里担任了校电视台台长、宣传干事等多种职位。
昭阳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一所顶尖大学录取，专业为经济学。他在大学期间继续创造佳绩：获得学校创业大赛二等奖，多次在知名金融机构实习，还担任了学生组织的主席，率领同学们开展公益实践活动。
在与昭阳的交谈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敏锐的思维和成熟的自信。他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晰的定位，对事业有着明确的规划，并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例如在大二期间，昭阳便自学并通过了国际特许金融分析师（CFA）一级等级考试。
02
家境与机会平等
成功不能只靠运气，但运气往往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在所有运气中，家境恐怕对人生的影响最大。然而人们在讨论成功人士时，经常忽视家境对他们的影响。
家境——或者“人生的起跑线”——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可以用 “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的马太效应来解释。
以医疗条件为例，在北京这样医疗设施丰富的大城市，无论是常见病还是重大疾病一般都可以得到及时诊治。而雨梅所在的乡村很难有这样的条件。这里的人们在面对小病小伤时，可能会因为就医不便而选择忽视。
如遇重大伤病，人们可能也会因为经济的拮据，在是否去大医院就医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再加上缺乏定期体检的意识或条件，健康问题得不到提前防治。小病容易拖成大病，急性病容易拖成慢性病，创伤也会因治疗延误而致残。这恐怕是在像雨梅这样的贫困家庭中，病残人士比较普遍的原因。
病情的恶化只会加重家人的经济负担。哪怕得病的是家属而不是子女本人，很多子女也不得不辍学打工、务农或者照顾家人，导致通过上学改变命运的梦想灰飞烟灭。
这是马太效应恶性循环的例子，让一家人陷在 “贫穷陷阱”，几代人都爬不出来。这种现象在我们接触到的学生当中并不罕见。在《贫穷经济学》一书中，经济学家巴纳吉和杜芙若也用科学研究和大量数据证实了这种由于卫生条件缺乏而导致的贫穷陷阱。
和类似情况的孩子相比，雨梅是幸运的。她的家人在经济极其拮据的情况下，仍然让她坚持学业而不是辍学打工。这样的家庭是了不起的。
地区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质量。在北京市的重点中学里不乏高级甚至特级教师。我们很难想象雨梅家乡的师资也能如此丰富。哪怕雨梅的家人没有遭遇不幸，我们也很难想象，她可以像昭阳一样经常旅游或者参加文艺班而不是操持家务和照顾家人，可以把大量业余时间投入物理学习而不是做农活或者打工挣钱。
富裕家庭往往有比较良好的教育环境和社交资源，使得它们的子女更容易成功并与上层社会接轨。子女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家业兴盛。这是马太效应的良性循环。良性、恶性循环共同作用，使得贫富差距成为一个只要不被抑制就会不断加剧的必然趋势，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比如，美国的贫富悬殊令人发指。如果把美国人口按收入排名，按照2022年的统计，前10%的人均收入是后10%的13.53倍[2]。2021年，前1%的总收入已经超过了占美国60%的中产阶级收入总和[3]。
高等教育本应是促进阶级流动性、抑制两级分化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常青藤联校中，来自收入排名前1%家庭的学生数量超过了来自后50%家庭的学生数量总和[4]。这种结构性的失衡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比如在当今美国屡见不鲜的暴力和枪击事件、精神毒品、政治分裂、民粹主义等等。
中国也存在不平等问题，然而政府始终施以有效控制[5]。为了保证每年几亿学生能够完成学业，国家斥巨资支持义务教育、公立大学、以及各类学费减免以及助学政策。从“脱贫攻坚战”到如今的“共同富裕目标”，从“双减”政策到高考改革试点等等，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动。这些举措不仅能够在宏观层面抑制马太效应，保证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也能在微观上为个体提供更公平的竞争平台，促进机会平等。
机会平等（或起点公平）是指无论家境或其他因素，每个人都能获得一样的发展机会。比如，如果雨梅和昭阳同对物理感兴趣，那么无论身在何处，他们都能得到水平一致的辅导并参加录取机会一致的选拔竞赛。
然而，绝对的机会平等是无法实现的。我们不能期待乡村的医疗设施条件与大城市看齐，也不能期待全国老师有一致的教学水平。富裕家庭的资源优势永远都存在。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追求机会平等，因为这几乎是抑制马太效应的必要条件。雨梅和广大中国学生一样，从小受益于中国教育制度。如果没有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考制度，她恐怕难以完成基础教育，更无缘高等学府。
在此做一个小结：昭阳赢在起跑线上，这是机会不平等的体现。机会不平等会导致贫富差距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干预等手段不断促进机会平等。
03
天赋与勤奋
假设两位学生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拥有了绝对平等的机会，包括家境、运气和学习机会等所有不可控的外在因素。如果在这个假设下，他们的发展仍然出现了差异，比如一位学生考出了更好的成绩或者找到了更好的工作，那么这位学生很有可能天赋更高或者学习更加刻苦。
不可否认，每个人的天赋各不相同。我们可能会羡慕那些拥有更高智商或其他才能的人。然而，从伦理的角度讲，仅凭借天赋而取得成功的人并不值得称赞。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有过很多讨论。这里引用现代哲学家麦克·桑德尔的解释[6]：
首先，如果我们认为运气不值得称道，那么一个人拥有的天赋与其是富二代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个人因为抽中了彩票而认为自己很出色，那么他一定缺乏自知之明。如果优渥的家境不值得被赞许，那么天赋也一样。
其次，天赋造就成功的前提是这种天赋恰好符合社会的需求。一位篮球明星每年可以有上百万美元的收入，而一位弹球天才无论再怎么厉害也难以靠弹球谋生。一位诗人如果出生在宋朝的开封或者19世纪末的维也纳，他的社会地位也许比活在如今的社会好得多。个人才华正好符合社会需求也是运气使然。
值得注意的是，从输出社会价值到获得社会回报（也就是成功）的转化过程是市场化社会中特有的现象，在其他社会形态中不一定存在。比如在奴隶社会，农奴的人身依附于奴隶主。他们无论做了多么了不起的发明创造，收获都不会属于自己，也就无法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如果天赋不值得称道，那么后天的努力呢？勤奋固然值得尊敬，但只有努力而没有输出是不够的，因为当今社会奖励的是结果而不是努力的过程或者动机。如果不能取得好成绩，再用功的学生也上不了好大学。如果没有可圈可点的业绩，再忠诚肯干的员工也难以获得晋升。在一个成功的埃隆•马斯克背后，可能有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甚至更加拼命的创业者。他们只是因为天赋或其他原因没那么成功。
“重结果、轻过程”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价值观。它是现代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社会——塑造出来的。虽然这种价值观注重实效，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但它也存在很明显的缺陷。在一味追求产出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个人内心的追求，忽略了道德伦理，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而导致了普遍的心理健康、公共道德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因此，一个社会不仅需要务实的成功学，也需要高尚的道德观。社会中有许多奉献一生的乡村教师、待病人如春天般温暖的一线医生、在深山中十几年如一日守护林区的守林人和见义勇为的民族英雄。他们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会引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如果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成功这类现实的结果，他们追求的是什么？
▲部分远见奖学金志愿者聚会
04
效果论 vs. 动机论
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研究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虽然规范伦理学是个现代词汇，人类在这个领域的探索由来已久。各种规范伦理主张大致可以被划分成两大类：效果论和动机论[7]。效果论（又称结果论、归结主义等）主张根据行动的后果来判断其是否道德。
与效果论相反，动机论主张行动的道德性应该是由行动本身的性质和道德规范来决定的，而不应该基于行动的后果。
效果论涵盖了多种主张，比如福利主义、利己主义、知性主义等等。然而，最被大家所熟知的是功利主义（又称功用主义、效益主义）。
功利主义主张最大化幸福，认为能让社会中的幸福总量最多、痛苦总量最少的行为就是最正确的行为。它反对以牙还牙，因为这样做会增加双方的痛苦。然而，它可能会支持让人与狮子在罗马斗兽场里对决，因为一个人的痛苦可以换来上万观众的快感。
在西方，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杰瑞米·边沁和约翰·穆勒。在中国，战国时期的墨子则是功利主义的先驱。墨家强调“利”和“功”，轻视“义”，宣扬以功利为善。为“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家评估一切价值的标准。凡是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都是有用的；否则就是无益的或有害的[8]。
动机论的发展史也非常丰富。亚里士多德就主张聚焦于内秉的个性而非具体的行为。康德哲学把世界分为现象界和本体届，认为经验中的快乐来自现象界，意识中的道德理性来自本体界[9]。他认为以经验快乐为目的的行为不是道德的。只有发乎理性、以履行义务为目的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因此，康德的哲学又叫“义务论”。
康德认为，这种义务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只克服了自身的动物性并且实现自己的义务，一个人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在康德之后，叔本华的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弗兰克尔的意义心理疗法等思潮都普遍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
东方，特别是古代中国，在动机论方面的贡献更早。无论是道家、儒家还是佛教，都带有明显的动机论主张。比如，“仁”是儒家的核心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仁”只关注行为的动机，而不是行为的效果[10]。“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由此可见，“仁”比效果论中的重要标志——生命更为珍贵。
作为一门入世而且有为的哲学，儒家提供了可以实践的伦理规范，指出了一条通过道德修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理想的道路[11]。这一点与佛家的出世与道家的无为形成了鲜明对比[12]。尽管三者都属于动机论，但在道德和行为之间的互相作用方面，它们的看法有天壤之别。
效果论和动机论在当今社会并存，深刻影响着我们对道德的认知。两种主张之间的差异也是许多社会焦点的核心争议。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名大学生张华为了救跌入粪池的老农而牺牲，引发了广泛的讨论[13]。《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高度赞扬张华，授予他革命烈士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追记一等功。他是动机论中的正面典型。然而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在那个年代，大学生资源十分宝贵，为了救老农而牺牲，社会获益甚少，所以是“金子换石头”。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主张。
乡村教师、一线医生、守林人和民族英雄之所以让我们尊敬，是因为他们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他们是动机论的典型代表。相比之下，人们在追求成功时，他们关注的往往是结果而不是动机，因而是效果论的观念。
只有将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既重结果，也重动机；既讲功效，也讲慈悲”的统一价值观，我们才能构建出发展与和谐并存的现代社会。 对于个人发展而言，无论是“内圣外王”的中国传统哲学观点，还是现代社会对“德才兼备”人才的需求，都体现了动机论（圣、徳）和效果论（王、才）在个体层面上的有机结合。
参考资料：
[1] 为了保护隐私，我们使用化名并改编了部分细节。
[2]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Increase in Income Inequality Driven by Real Declines in Income at the Bottom（2022）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2022/09/income-inequality-increased.html
[3] A. Tanzi and M. Dorning，Top 1% of U.S. Earners Now Hold More Wealth Than All of the Middle Class，Bloomberg（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10-08/top-1-earners-hold-more-wealth-than-the-u-s-middle-class
[4] United Stat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Mobility Report Cards: The Role of Colle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2017）
[5] 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量化标准。贫富差距越高，基尼系数越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逐年递减，并从2013年开始低于美国。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I.POV.GINI?locations=US-CN
[6] M. Sandel,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2020，p122-3）
[7] 西方规范伦理学有三大分支：效果论（consequentialism）、义务论（deontology）、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等。为了便于讨论，笔者把义务论和德性伦理学归纳为了动机论。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rmative_ethics
[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p70-2）
[9] 刘进田：《论价值哲学研究的“经验—超验”关系方法论模式》，载《江海学刊》（2019）
[10]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p161-8）
[11]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p207）
[12] 同上（p179-81）
[13] 湖北日报荆楚网：《80年代大学生张华救老农牺牲，精神影响一代人》（2009） http://www.cnhubei.com/xwzt/2009zt/yxdxs/jzgjb/200911/t8610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