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远见教育基金会创办人王维汉撰写，回顾创立远见的初心，讨论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提出“社会导师制”的构想，最后总结了远见的初步工作成果。
本文阅读时长约为10分钟。
（一）困惑
火车在广袤的大地上疾驰，金色的麦田在眼前旋转，泥土的芳香混合着机车的煤烟味在鼻尖萦绕，耳旁是乡音浓重的欢声笑语，偶尔有农民戴着草帽的剪影从眼前一晃而过。我经常怀念这样的情景，甚至在梦中回到那里。因为那里是我的家，我阔别多年的故乡。
我出生在陕西，十岁随父母迁至北京，长大以后又来到遥远的美洲大陆求学与创业。我离开那片黄土地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但时间的流逝和异国文化的浸染并没有抹去我对家乡的回忆，反而愈发加深了我对她的眷念。
我思念故乡，更挂念那里的人们。能迁回北京得益于当时的知青返城政策，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然而我的很多朋友都长期驻留在了乡村——他们是知青子弟或者当地农民的孩子，大多没有进入大城市读书的机会。
我在北京接受了高质量的教育，也受到了多位特别优秀的老师的恩惠。若干年以后，我考入了一流的学校，之后就像许多同学一样，轻松在城里找到了体面的工作。然而，当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辛劳的外地打工者时，心里经常感到痛。因为我知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那些当年比我成绩还要优秀、做事还要努力认真的学霸。我被命运眷顾，只是有幸来到城里，便得到了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发展空间。
从那时起，对教育事业的向往便在我心中悄悄萌芽。我深信教育能够改变人们的命运，并且能让整个社会受益。然而，我并非来自教育专业，也无法放弃自己的全职工作。仅凭个人的业余力量如何贡献教育？我在这个疑惑中踌躇着，一晃就是十五年。
（二）挑战
在这十余年间，中国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高等院校的毛入学率在十年内增长了一倍有余，从 2010 年的 26.5% 飙升至 2020 年的 54.4% [1][2]。我为更多的乡村孩子能够走入大学校门而感到欣喜。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已蔓延至高校、通识教育在大学生中普遍欠缺等。正是对这些挑战的思索促使我最终创办了远见教育基金会。
关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高等教育中的不平等，在学术界已经有不少讨论。比如中国社科院的李春玲教授 [3] 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教研究所的魏晓艳博士 [4] 指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反而助长了教育不平等。美国教育学家 John Thelin [5] 和密涅瓦大学的创始人等 [6] 也论述了美国教育系统正在面临的同样问题。我在本文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证：我于2002年大学毕业。那时身边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凭借着本科学位找到了称心的工作。然而在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生为提高就业竞争力而选择读研 [8]。也就是说，随着大批大学生涌入职场，竞争压力从高考扩大到了高校。社会资源丰富的学生在大学校园中的优势更加明显。
比如，根据我们对上百位大学生的观察，如今对于一个家境有限的学生来说，典型的困境是：我在本科毕业以后应该继续读研，还是打工挣钱补贴家用？相反，家境比较好的学生不仅少有尽早支援家庭经济的压力，反而有选择在国内还是国外读研的自由。即使在本科期间，家境受限的同学也会因为社会资源不足，而在自我认知、人生视野、能力发展等方面受到限制。这些都是高等教育资源不平等的实例。
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现代专业教育代替传统的通识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导，导致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普遍缺失。所谓通识教育，就是以个人修养为核心，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思辨、如何融会贯通、如何塑造国际视野、多元合作精神、以及远大眼光等，最终塑造完整的人格和全面的人才。
通识教育在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自先秦时《礼记》的“择善固执“、“修齐治平”，到强调礼仪和美德的学塾，再到近古以四大书院为代表的包容、平等、求是的中国书院制度，以及近代与现代的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尝试通识教育，都是这一悠久传承的体现。
然而，在大众化教育时代，综合性大学背负着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双重职责。这两者在教学目标、课程设计、师资配置等方面的需求都有很大差异，因此往往是鱼和熊掌难以兼得。在市场经济的强大推力下，专业教育自然会成为大学教育的首要目标。这种趋势的结果便是对人文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大学教育中退居次位。这种忽视导致的人才失衡不仅会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更不利于社会整体的良性可持续发展。[9]
这些挑战并非中国独有，欧美国家也经历过教育大众化和因此带来的挑战。在西方，通识教育的概念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已经成型，直到科学革命之前都在西方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后来随着科技发展尤其是二战后的经济增长，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急速上升。欧美学校于是竞相扩招，纷纷从精英向大众教育转型，以适应时代所需。他们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在今日的美国，通识教育的失败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7]。作为美国通识教育先锋的文理学院，也在面临着愈加严峻的财政压力和生存危机（见 [11, 12] 等媒体报道）。
我相信这些结构性的挑战是大家的共识。然而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我能为改变现状做些什么呢？连教育工作者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像我这样整日为生计奔波的打工一族又能如何下手？我在这样的疑惑中奔波了十五年后，终于从自己的职场经历中发现了一条可能的途径。它虽然无法解决结构上的挑战，但或许可以作为现有教育系统的补充，并为未来的教育创新提供一些参考。
（三）思路
回顾过去，我发现很多做人的道理是在走入社会以后学到的，而且自己的发展与多位前辈导师息息相关。他们是在业界经验丰富的行家里手。这些导师在我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指点迷津，帮助我在十字路口上更好地做出选择，少走了弯路。
在我接触到的西方社会中，年轻人拥有人生导师或者职业导师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些导师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他们不仅为年轻人在生活上答疑解惑，在事业上给予支持，还会陪伴他们走过很长的人生道路。导师与年轻人的关系是自愿建立的，而且导师的付出也是无偿和不求回报的。
我本人就是因导师文化而受益，后来也作为导师帮助了很多其他人。在实践中，我不仅体会到了给予的快乐，更对这种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我最终意识到，如果能将类似的制度与校园相结合，这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我们不妨把这种制度称为 “社会导师制”。它也许能为现有的大学教育系统提供一些有益补充。
首先，如果大学的目标之一是帮助学生为进入社会做好准备，我们是否可以把来自社会群体的导师介绍给大学生，帮助他门尽早与社会接轨？导师们能否利用自己在社会与职场上的经验，帮助学生们意识到思维与思辨能力、眼界与眼光、合作与领导能力、同理心与社会责任感等人文因素的重要性，并配合学校内部的教育，引导他们锻炼这些方面的认知与能力？这样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通识教育的不足？
其次，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讲，家庭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多寡会导致学生在眼界眼光、认知水平、发展机遇等方面的差异，因而影响他们的长期发展。这是现代教育尚待解决的问题。然而，经历丰富的社会导师们往往拥有相对广阔的人脉网络和资源。我们能否将这些导师与家境受限的学生对接，以补偿资源弱势对学生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社会导师制必须是公益而非盈利性质的，以避免市场经济导致的资源再次失衡。
再次，社会导师的独特魅力在于他们多元化的人生阅历。与在校教师不同，导师们来自不同的行业背景，互相之间的阅历与知识结构都有很大差异。他们能给学生带来新鲜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他们也不像在校教师一样肩负科研和教学等职能，因此在指导学生时的出发点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多元化能否为大学教育提供有益的补充，并帮助学校与社区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结？
最后，教育大众化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师资短缺。2020年的普通高校师生比已经低至 1:18.37 [2]。无论是任课教师、班主任还是辅导员，都再难以充分关注每一个学生个体的心态与成长。虽然为了促进个性化教育，我国早在2002年便开始试行本科生导师制，但师资短缺始终是实施这一制度的主要障碍 [10]。与此同时，社区中的潜在资源体量巨大。我们能否建立一套完善的选拔、培训和监督体系，并从社区中招募足够多的志愿者为学生提供支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个性化辅导，并缓解校内师资不足的压力？
（四）尝试
带着这些设想，我在2020年创办了远见教育基金会，开始了追求理想的征程。基金会为优秀而且志向远大的在校大学生们颁发 ”远见奖学金“，并通过双向选择，为获奖学生匹配一对一导师，长期陪伴他们的成长。我希望通过这种实践，远见最终能够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社会导师体系。
远见成立至今，已经与多所高校与公益机构展开了合作，为奖学金获得者们提供了上千小时的辅导和十余次成长专题分享会。人才的养成需要长期主义。而远见在短短一年半已经为一些学生带来了局部和增量式的成长。虽然这些成长和远见的长期目标之间还有不少距离，但是它们初步验证了远见的理念和方法，而且构成了同学们进一步成长的基石，已经对他们的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比如，有一位同学在刚被录取时，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缺乏自信，精心准备了幻灯片却不敢走上讲台。在陪伴这位同学的过程中，远见导师不仅施以循序渐进的鼓励和引导，还与她一起讨论《向前一步》等女性领导力方面的书籍和知识。在导师的影响下，这位同学很快成为了几个社团的骨干。她在带队能力和自我认知方面都有了大幅度提升，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更自信地面对人生的挑战。
再比如另外一位同学，人际交往和共情能力很强，但思辨能力相对偏弱。在远见的指导下，这位同学有显著成长，能够清晰地梳理自己的思路，并且开始有意地锻炼自己的的计划性和执行能力。后来经过不断的尝试和调整，这位同学制定了明确的人生发展方向和规划，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第三位同学由于导师的不断鼓舞，在现实的挫折面前反而坚定了信念，保持了初心，最终选择了一条虽然不易然而对他自身而言正确的道路。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它们不仅仅是对社会导师制的初步验证，对远见团队来说也是莫大的鼓舞。
远见创建伊始，我们不确定能否招募到充足的导师。然而这个顾虑很快就被众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们打消了。他们是教授、资深工程师、科研人员、创业者、设计师、企业高管等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他们愿意在百忙之中投身教育公益事业，特别让人感动。这反映出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 ”过来人“ 愿意以这种形式回馈社会，并与年轻人为伍。社会导师制的实现依赖于大量公益人士的付出，而远见的经验初步印证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
质量保证和监督机制是社会导师制的另一个重要环节。经过一年半的实践，远见的运营架构已经初具规模。这其中包括学生遴选、导师录用、导师培训、师生匹配、指导框架、跟踪评估、迭代机制、运营流程等多个组成部分。我们仍在继续探索，并且凭借数据驱动和科学方法等，不断对整个系统进行迭代优化与完善。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我希望在远见志愿者和友人们的共同努力下，远见最终能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社会导师体系，把来自社区的智慧引入校园，促进教育公平，拓宽学生的视野，并以个性化的方法辅助学生的成长。我们在探索的路上还有太多难题需要去解答、太多设想需要去验证、太多挑战需要去攻克。在经历了这一番尝试之后，我希望自己再面对故土和乡亲们时感到的是欣慰而不是愧疚；当生命到达终点时，我也能因自己的努力而不留下遗憾。
鸣谢：
在此特别感谢胡芃教授、潘鲁尔、王俊、吴熙昌和刘胡世阳对本文的讨论与修改建议。
引用：
- 教育部，《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教育部，《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出自《社会学研究》2010年3期
- 魏晓艳，《大学扩招是否真正推动了高等教育公平》，出自《教育发展研究》2017年11期
- J. R. Thelin, A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3rd ed., 2019 (e.g. p. 392, pp. 402-4, 410-5)
- S. M. Kosslyn, B. Nelson, et. al., Building the Intentional University, 2018 (pp. 278-81)
- 同上 (pp. 349-51)
- 根据[1]和[2]，全国2010年高校在学总规模为3105万人，招收研究生53.82万人；2020年总规模4183万人，研究生110.66万人。也就是说，招收研究生占总规模的比例在十年中增长了53%，从1.73%涨到2.65%。不少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以及在校生都表示，他们身边选择读研的学生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这一选择的动机主要来自于职场竞争。
- 刘连环、王晓洁，《本科生导师制探索与实践》，2018（第二章）
- 同上（pp. 151-2, 272-5, 316-7）
- S. Svrluga, Liberal arts education: Waste of money or practical invest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2020
- J. Marcus, With enrollment sliding, liberal arts colleges struggle to make a case for themselves, The Hechinger Report,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