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编译自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MBA 学生关于远见教育基金会的研究论文。该基金会旨在汇聚全球华人专业力量，通过社会导师服务支持国内寒门学子成长。
远见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远见”）通过提供奖学金、结构化的社会导师服务、社区资源链接以及技术平台，支持背景资源匮乏的优秀大学生。通过这些系统性的支持，远见帮助学生应对大学生活，克服社会和经济障碍，成长为未来的领导者。
远见的变革理论核心在于将其运营模式“开源”，以便其他组织能够采纳、调整并扩展其方法。远见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而是分发复制其影响力所需的工具和知识。
简而言之，远见致力于验证一个高质量的模式并推动其传播，而非单纯扩大其服务的规模。这一方法体现了“支付者与执行者分离” 框架的洞见。该框架认为，负责研发创新模式的机构（执行者），往往不是那个最终出资将其规模化的机构（支付者）（Krakauer, 2011）。
对于广大莘莘学子而言，高考是决定大学录取和专业的主要机制。由于这一次考试的分量极重，学生们在大学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此做准备。一旦进入大学，许多人会因为两个原因感到迷茫。首先，他们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远不止考试分数：如何高效度过四年大学时光；是选择工作还是深造；如何获得实习机会或领导角色；以及如何独立生活。其次，他们必须在一个非结构化的环境中规划自己的道路。那种总是寻找唯一“正确”答案的应试思维不再适用，学生们面临的是没有通用解决方案的多样化情境（Zheng, 2023）。
这种挑战对于寄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学子尤为严峻。他们的家庭往往缺乏帮助其规划大学生涯的经验与社会资源。远见主要服务于这些学生：那些极具潜力、虽已金榜题名，却在高等学府的深造中感到迷茫的学子。
从系统视角审视，成长的支持空间主要存在于四个维度：
1. 关系：学生需要更多接触社会导师和人际网络的通路
2. 实践：大学阶段可供借鉴的成才经验范本有待丰富
3. 资源流动：获得指导与机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依然存在
4. 心智模式：需从单一的成绩导向向多元的综合素质评价转型
远见选择针对这些微观层面进行精准赋能，致力于在现有的宏观环境下，通过社会力量通过补充与完善，解决具体的成长难题。
创始人与团队
远见由王维汉创立。他出生于西部地区，在北京上大学，后来到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中途辍学创业，并成为首位获得 Y Combinator 资助的中国创业者。社会导师对他的学术和职业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在硅谷谷歌工作期间，他意识到导师制是可以系统化和规模化实施的。他希望将类似的支持扩展到那些缺乏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学生身上。
维汉最初与朋友们分享了这个想法——其中许多人也在谷歌工作——并收到了强烈的兴趣。这造就了一支拥有强大技术专长的团队，能够开发工具来简化辅导流程并提高效率。虽然在硅谷成立，但维汉经常前往中国，以了解教育格局并与合作伙伴接触。
治理结构
远见目前拥有115名志愿者和77名导师，每年招收约60名学生。该非营利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是无薪的兼职志愿者，包括维汉本人。管理志愿者与管理员工有着本质区别。大多数志愿者的动力来自于他们能够产生的影响力，但导师志愿者与非导师志愿者之间的留存率存在显著差异。导师通常能亲眼见证学生的成长，并发现这种体验具有内在的回报；而在幕后工作的非导师志愿者，其留存率往往较低。
作为一所志愿者驱动型组织的负责人，维汉的职权力量相对薄弱。在没有正式职权的情况下，他专注于将流程制度化，以便新志愿者能够按照清晰的指示操作，只需最少的入职培训。同时，他高度依赖“个人感召力”——他的故事、愿景和反思性方法——来吸引和激励志愿者。许多人即使在离开后，仍然是远见坚定的支持者。
维汉对“关系影响力”的运用同样重要。在早期，他与每一位志愿者进行一对一的对话，了解他们的动机和经历，并建立深厚的个人联系。由于早期的核心团队由才华横溢的行业专业人士组成，新志愿者的加入不仅是为了使命，也是为了这个高质量的社区。这种关系策略与核心系统领导力能力相一致，如“吸引和激励”利益相关者以及在不同行动者之间建立信任（Senge, Hamilton & Kania, 2015）。
远见有意控制其增长速度。以目前的规模，团队可以标准化流程，收集有意义的数据来优化模式，并探索技术的针对性应用。至关重要的是，远见认识到，扩大组织规模并不等同于扩大影响力。过快扩张面临着运营承压、质量滑坡以及牺牲个性化关怀的风险。
提供的服务
远见为入选学生提供奖学金、社会导师服务和社区支持。它正在构建一个技术平台，以整合关键互动信息和数据。该平台提供视频会议辅导功能，支持形成性评估，简化部分导师匹配流程，并保存学生记录。最终，远见计划将所有材料“开源”，包括选拔标准、辅导协议、培训模块和质量保证指南，以便志同道合的组织能够规模化地使用和调整这些材料。远见与其他教育基金会（例如树华教育基金会和家乡教育基金会）合作，筛选适合接受社会导师辅导的学生。
导师体验是核心。通过为期一年的关系建立，远见旨在帮助学生应对大学生活，追求职业目标，并培养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运营最密集的部分是导师与学员的匹配；这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体验的质量。远见开发了自己的匹配方法，遵循三个原则：有效性、效率和可扩展性。为实现这些目标，远见使用标准化的面试问题和程序来衡量学生和导师的主观反馈，并开发了一种算法来提高匹配的准确性和速度。该算法每年根据新的输入进行迭代，并设有人工介入的检查点，以针对某些特殊需求进行调整。
有效性与评估
评估软技能和心态转变非常困难；这些是发展性成果，而非考试分数。远见目前采用的是形成性和定性的方法。在一整年中，研究团队会跟踪学生并进行访谈。进展是根据筛选期间确定的每个学生的初始需求进行评估的；例如自信心、职业规划或人际沟通。维汉邀请了专门从事评估的教授来分析现有数据并加强方法论。从首批学生的访谈结果来看，学生的自信心有了显著提升。在已毕业的学生中，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导师服务对他们的大学生涯起到了关键作用。
资金
初始资金来自维汉的个人财富。远见还通过谷歌的年度捐赠周获得捐款，员工可以在该活动中定向捐赠给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志愿者驱动的非营利组织，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奖学金；其余部分支持技术开发和运营。
背景：为何聚焦大学阶段干预
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是我国发展的基石。教育政策始终与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在改革开放时期，教育被定位为培养科技人才的基础。1970年代，国家恢复了高考，并将其作为一种择优机制来选拔和培养新一代人才。自那时起，高等教育迅速扩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1980 年的仅 1.1% 增长到2016 年的 51%（世界银行, 2024）。
尽管高等教育普及率显著提升，但在基础教育（K-12）阶段，传统的应试模式也面临着挑战。这种结构侧重于知识的积累与反复练习，有时可能会挤占学生创造力发展和身心健康的空间（Jia, Li, & Cousineau, 2025）。持续的竞争压力给学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心理挑战。此外，习惯于寻找“标准答案”的学习模式，可能让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感到适应困难，因为大学更强调开放式探索和自我导向。相关调研也显示，当代大学生在心理健康和压力管理方面面临着现实的挑战（Zhang, Chen, & Wang, 2024）。
在过去十年中，一些创新的 K-12 学校试图转变教学法。然而，K-12阶段的创新往往服务于那些负担得起替代方案或计划将孩子送出国的家庭；对于其他许多人来说，为高考优化的传统学校仍然是理性的选择。
此外，2021年政府出台“双减”政策，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这一改革旨在回应社会对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特别是密集校外补习压力的关切，规范了此前快速扩张的教培行业。政策实施后，教培行业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和规范化治理，大量学科类培训机构根据合规要求退出了市场，行业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Huang, Liu, Ma, & Yang, 2025）。
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的 K-12 教育领域有着明确的政策导向，且该阶段的创新尝试较难在短时间内惠及所有群体。尽管早期干预可能在塑造学生心态方面更有效，但考虑到 K-12 阶段的客观环境，此类努力面临着较高的复杂性。因此，远见选择将其工作重点聚焦于大学阶段。在此背景下，远见选择了一条更为务实的路径：它将自身定位为现有生态的建设性协作者。远见致力于构建一套与高校体系互补的支持性方案，专注于填补现有服务中的空白，而非重复建设或寻求替代。
行业生态的升级图景
当被问及对远见的终极愿景时，王维汉表示：“我的愿景是，远见的理念和方法能够被他人采纳并传承下去；而远见作为支持性组织，将赋能这些机构，助其有效地、大规模地服务学生”（W. Wang，个人通讯，2025年11月15日）。
就短期内，高校的现有支持体系短期内较难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性调整以满足个性化需求。因此，远见的策略并非着眼于改变高校本身，而是致力于赋能一个更广泛的公益协同生态——特别是那些已经在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援助的组织。
如果远见能够为足够数量的此类组织配备可复制的社会导师模式、标准化流程和技术中枢，这些本土公益机构就能从从单纯的“经济援助提供者“演变为更全面的“学生支持机构”。在此模式下，远见发挥支持性组织的作用：开源方法论、提供培训及后端基础设施支持；而具备更强社会公信力与地缘优势的本土伙伴，则负责提供日常的学生服务。
然而，在复杂的本土行业环境中前行，需要审慎选择合作伙伴。许多领导层具有国际化视野（通常通过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公益团队，在理念上与远见的发展思维天然契合，但在具体落地的适应性方面往往面临挑战。相反，深耕本土的公益组织虽然在信任基础上更具优势，但在采纳超越传统资助模式的导师模式之前，需要更深层次的关系建立与理念对齐。因此，远见的生态策略取决于识别那些既扎根本土又具备前瞻视野，且愿意拥抱更多元化支持学生方法的伙伴。
一旦一批此类组织成功采纳并展示了该模式，远见便可逐渐后退——从积极的支持者转变为共享标准的轻量级提供者。随后，这些组织将成为生态系统中的“灯塔”，有力证明社会导师制可以在我国的教育土壤中稳健、高效且规模化地落地。它们的成功将形成示范效应，鼓励更多同类组织效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扩散过程将逐步提升整个行业对“助学”内涵的认知与标准。
在这一愿景中，远见无需成为一个庞大的实体；相反，它致力于培育一个由本土伙伴组成的协作网络，这些伙伴的实践、规范和心智模式将推动人才培养生态的有机更新，引领行业实现从单纯“资助”到深度“赋能”的范式转变。
参考文献
- Huang, Z., Liu, Y., Ma, M., & Yang, L. (2025, August 27). The economic toll of China's tutoring ban. VoxChina. https://voxchina.org/show-3-422.html
- Jia, R., Li, H., & Cousineau, C. (2025). The highest exam: How the Gaokao shapes China. Stanford 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https://sccei.fsi.stanford.edu/china-briefs/highest-exam-how-gaokao-shapes-china
- Krakauer, S. (2011). The doer and the payer: A simple approach to scale.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9(3), 20–25.
- Marginson, S. (2018). National/global syner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in China since 1978.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3(4), 486–512. https://ora.ox.ac.uk/objects/uuid:d0dec3b1-f443-42c4-8bc1-ae691c785943/files/m4d8557aae4ace674bf7e58977d80152d
- Senge, P., Hamilton, H., & Kania, J. (2015). The dawn of system leadership.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13(1), 27–33.
- World Bank. (2024). School enrollment, tertiary (% gross) – China [Data set].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TER.ENRR?locations=CN
- Zhang, L., Chen, S., & Wang, H. (2024). The influence of stress on mental health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suzhi.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405844024027300
- Zheng, Y. J. (2023).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 (X. Q. Xiong, Ed.). 上海三联书店.